张曼菱：精神的框架，民族的脊梁（下）
文化传承与国族延续
张曼菱：
小兵肚子里的民国故事很多，我也是这样。
我还是说回到刚才的话题——不忍之心。
在日本人入侵之前，我们的大学正进入一个黄金时代，大学教授都是养尊处优的，闻一多家就有七个仆人，冯友兰一个月的收入可以买北京一座四合院，他们做学问的环境是非常舒服的，根本用不着忧虑什么的。
突然日本人打了进来，用飞机轰炸清华园，校园里的墙都抖动。
吴宓日记里有过很生动的记载，写他当时坐起来裹着被子，想着自己会不会被炸死。“生复何用？生复何用？”意思是“我活着有什么用啊？”虽然书生无力，眼见日本人在扔炸弹也没办法阻止，但内心里他想的不是怎么逃命，而是更宏大的问题：“我们为何如此被人作贱？”像吴宓这样的学者，他们有很高的西方文凭，随时可以回到英国去喝咖啡，但是他们没有别的想法，国难当头，要跟同胞一起共患难。
冯友兰 图片源自网络
我在台北采访了冯钟豫先生，他是冯友兰的侄子，水利专家，是清华的学生。他说，在西迁步行的路上，不断地遇到伤兵，他们有的丢了一条腿，有的夹着拐，沿途乞讨。
遇到西迁的师生后，伤兵就告诉他们，哪里哪里又被日本人占了，士兵弟兄们都战死了，“因为我已经伤残了，因此排长叫我乞讨回家”。
这就是我们的兵、中国的军队，虽然如此弱小，但他们没有什么怨言。
比起这些士兵，联大的学生们虽然也很苦，但真的幸福多了——学生们可以吃伙食，享受地方的保护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每个学子的心里能不自责吗？——享受了国家的待遇，还被保护着，而抗日英雄只能乞讨回来，他们都没有埋怨。
听完这个故事，大家可想而知当时的中国军队有多惨。
我再讲一个故事，陈寅恪先生的父亲陈三立老人因为忍受不了日本人进入，忍受不了日本的铁蹄踏进故宫，觉得无力拯救国家，就以殉国为志。
一些外国人理解不了中国人这种“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”的精神，觉得困惑：为什么中国军队，明明知道抵抗不过，非要战死到最后一个，这不是以卵击石么？但这就是“士”的气节，就是老百姓说的血气。
任继愈先生也曾跟我说，只要中国的民气还在，贫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让我感概的还有，当时学生们一路步行而来，免不了遇到土匪。但他们一说自己都是南下的学生，土匪就不抢他们了。
带队的黄师岳将军还跟土匪讲，“我知道弟兄们都不容易，落草为寇都是被逼的，现在国难当头，我介绍你们去抗日吧”。
很多土匪经他劝说，转为抗战部队了。中国老百姓当土匪也是无奈的，他们也是有血性的。那位黄将军是信任民气和血性的。
不忍之心，就是在民有民气，士大夫有士大夫的气节。陈三立老人绝食而死，当时日本人还向陈寅恪送了宪兵队的请柬，邀请他赴宴。
日本人很明白一点：要把这些文化领袖先收买了，有了他们的名气作保，下面自然会有一些人跟着，就有了汉奸队伍。
所以，陈寅恪当夜决定逃离北京，他不想落在日本人手里，这是气节。
吴宓 图片源自网络
吴宓也明白这个道理：日本人侵入中国后，不可能与中国人各自相安，而是要把整个教育奴化，要亡国灭种。
这不是空说的。我在台湾就考察过，台湾就是断裂了51年。我在台湾参加纪念抗战胜利的会议，一个教授就说，日本投降的时候，他父亲就哭了，因为他觉得他是日本人。
教授的爷爷给自己儿子一耳光，说：“我们赢了，我们是清朝”。
教授的爷爷还记得，但是不敢说，自己心里还是中国人。国族认同上就这样断代了，不敢教育后代了。
另外一个与会者说：“当时我姐姐也是这样，她也哭了——‘天皇怎么投降了？我们是天皇子民’，我哥哥也是给她一耳光，说‘我们赢了，我们要回归了’。”
我在花莲看过，日殖时期田地被划分成井字，中间最好的地块就是日本人种，周围的是皇民种的；而抵抗日本的华人，就没田种。
我雇的摄制组的那些青年很可爱，他们的父亲都是穿和服说日语的，因为当时日本已经统治那么久了。在当年，曾经反抗日本的台湾华人，漂泊到大陆，清朝却把他们捆起来送给日本人。
所以，他们也很悲愤，觉得清朝不要他们了。那些年轻人说：“张老师，我背唐诗给你听——床前明月光……”那些唐诗也都是我们大陆小孩背的。他们说：“我还会唱《满江红》”。还有一个说：“我会唱《苏三起解》”。
他们特别喜欢这些中国文化。他们说他们最喜欢什么，家里收藏了什么。实际上他们内心都已经回归中国文化了，在他们的血脉里有这个东西。
我一直很思念他们，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。我也觉得，对我们的同胞还是要有不忍之心，用我们的文化热情相待。
我和他们有十五天相处，分别时，我的助理说“你回头看”，我就回头看，他们在车上含着泪唱着歌，他们说：“张老师，我们看着你的背影唱歌”。
因为他们把我看成大陆过来的一个老师，我每天和他们同车，坐在车上时，他们就给我讲那些中国文化的内容，我也告诉他们怎么说对，应该念什么。
他们是渴望获得主流文化的熏陶机会的。
刚才讲到，陈寅恪当时就离开北平了。
当时局势那么恶化，政府也没有具体规定哪条是文化人不能做的、做了哪条是汉奸，至于怎么做，就是个人的心灵选择。
陈三立老人都自尽了，和日本人势不两立了，也在告诉人们什么是红线、是绝对不能踏的。陈寅恪宁可父亲未葬就背井离乡。这种名门望族，立即就离开北平了。
这些大的事件，这些行为，也给北平城的文人一个警示：“陈家老爷子的行为已经告诉我们了，绝不能有什么侥幸之心”。
所以，对于周作人，胡适等人都来劝他，但周作人最后还是“卿本佳人，奈何做贼”。大学知名学者里就出了这样一个汉奸。
闻一多自己真心觉得，“原来内地那么凋敝、那么贫困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就喝喝咖啡，做一些什么诗，对得住谁？”他真正发生了自省和反省。
我们这个民族，不管是战争、侵略、被割裂、被沦陷，力量怎么反而越打越铁呢？反而打得我们知识分子又回到了人民中，又担起更多的责任，而没有一打就赶快跑到外国去喝咖啡。
这些知识人心里的力量更强大了，把自己习惯的生活都抛弃也可以，“我的根我得守着”。
西南联大旧照 图片源自网络
这看似悖论：日本人打来了，怎么还发生了很多可喜的文化现象？日本人摧残了我们的教育，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在这种苦难中打造了坚韧的精神。
有一位美国学者易舍强来做西南联大的研究，一个原因是，在欧洲，法西斯猖獗的时候，被侵略国采取的应对中，没有像中国著名文人学者一样积极转移、带着学生学子、保护文化种子。
首先要留种，留文化，不能亡国灭种，这种意识是中华民族最强烈、最自觉的，在平民的意识里也是如此。在欧洲那边，一些人想着，“要不然我就从军去抵抗”，当然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这样的也有。
在所有被法西斯侵略的国家里，只有中国有这么巨大的文化团体、教育团体的迁徙，政府和民间都来保护支持，认为要留种——留文化的种子，这是国家存在的最重要的一个根基。
这就是我们中国特色、我们民族的性格、我们文明所给我们的意识。侵略者来了，我们先把我们的方块字保存好，不能被侵略者毁了，我们的孩子必须接受中文教育，文化上保种了才能保国。
精英的牺牲精神
周志兴：
刚才听得最多的两个字是“不忍”，我觉得西南联大的“不忍”就是不忍我们民族的文化种子在战争中被消亡，所以才留下西南联大这个种子。
这个种子到今天还在发扬光大。今天曼菱这个讲座跟一般讲座不太一样，一般讲座都会一二三四、甲乙丙丁。
今天这个讲座基本是闲聊天，但是闲聊中聊出了很多真知灼见。
听的时候我在想，为什么那个时候像天上一个星汉灿烂的光芒，那一段光芒那么亮，因为那一段特别黑——国家快要灭亡了，在那种情况下出现了西南联大，就是出现了一道光，非常亮。
我们的军队那个时候也是装备很弱，战斗力不强，但是也出现了很多热血人物。
张曼菱：
士气很旺，绝不投降。
周志兴：
我听过一些国民党官员的后代说，抗战时国军的飞行员都是精英子弟。
唐小兵：
对，林徽因的弟弟就是当时的飞行员。
张曼菱：
我给你讲当时一个飞行员的故事。他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。张伯苓不是长得很高大吗，他儿子也是很高大。
当时的飞机就是很落后，张锡祜个头太高了，坐进机舱后就拉不上机舱盖，他只能不盖机舱盖了，在寒冷的高空里露着头。
按理说他的身高不适合当飞行员，就像个子太高了当不了宇航员一样。因为南开被毁得太惨，之前他就已经入伍了，后来驾机血染长空牺牲了。
张伯苓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“死得好！”这就是中国的父亲。
在那种灾难中，学校都被毁掉了，张伯苓是含着泪说出来这句话的。他们为国为民族，这就是精英的孩子们。
唐小兵：
我想起几个小故事。
刚才我们讲了，七七事变前后，日本人开始控制北京城，大批的文化人开始转移。
我记得蒋梦麟在《西潮与新潮》的回忆录里讲，他当时担任北大校长，日本军官也把他弄到一个军营里去，意思是恐吓他，让北大服从日本方面的指令。
蒋梦麟出生于江浙，很年轻的时候就到美国去留学，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，也算杜威的学生。他面对日本军官的威逼利诱时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们的圣人告诉我们‘临难毋苟免’”。
他们面对危难之际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要求自己一定要守住红线。
我感觉到这样一些人具有的人格力量。再比如陈寅恪先生，他流亡到了香港，香港后来也陷落了，而日本方面一直想拉拢陈先生，因为他在全世界有非常巨大的声誉，牛津大学也请他去做讲座教授。
他家是学问世家，他的学问也做得很大。当时日本方面还给他提供一些米，因为当时他家里没有米，有几个孩子要养活。
他就说：“来路不明的我们绝对不要”。后来他和家人赶快离开了香港。这样一些人在那个时代，做出了毅然决然的选择。
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沈从文先生。
他抗战的时候先去南方，从长沙到了昆明，他的夫人张兆和给他写的信里有些细节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
因为沈从文先生是没有经济思维的，有多少钱花多少钱，也特别大方，学生、朋友经常向他借钱，夫人张兆和就跟他说：中国面临巨大的民族危机和战争，一定要学会节省，一个人在长沙不要住那么大房子、呼朋唤友，一定要学会节约过日子。
她还说：“以后你再也不要逼我烫头发、穿高跟鞋了。”“一个写作的人，精神在那些琐碎外表的事情上浪费了实在可惜，你有你本来面目，干净的，纯朴的，罩任何面具都不会合式。你本来是个好人，可惜给各种不合式的花样给Spoil了。”
这样一些人在南迁过程中，对自己的人生也有自我反省的过程。
西南联大人对昆明风气的改变
张曼菱：
对昆明，对云南的影响，首先就洗尽铅华。
我小时候父亲跟我说，抗战时我们（昆明）那儿有很多绸缎店，而昆明很闭塞，人们习惯于夸富：今天这个老板娘出来戴一个金戒指走一圈让大家看，对面那个小姐不干了，明天又戴上另外一个什么项链之类的出来兜一圈……进行这种很无聊的斗富。
但是突然从北方来了那么一群人，而且是留洋的，他们的长衫却基本都不洗的，很脏，一些人胡子拉碴的，还有人说胡子等抗战胜利了再刮。
那些北方来的太太们穿着布鞋、蓝布的旗袍，拎着菜篮子。当时一看，他们都是高尚的人。龙云主席请他们吃饭，请到家里。
昆明市民就震住了，把丝绸赶快收起来，不敢穿了，说“国难当头，日本人快打来了，金戒指赶快摘掉”。
当地富家女孩也跟着西南联大人一样穿着阴丹布的衬衫。
联大前身三校长
富人也学着龙主席，请几个教授到家里吃饭，表示光荣。教授们到富人家，家长让小女孩出来，有十二岁的女孩一扭一扭的，是缠足，教授们一看，说“放掉”。
家长说习俗要求缠足，教授们说让女孩去上学，然后一下就把缠的足解放了。
所以，云南有很多“解放脚”，就是小脚已经裹了一阵又放了，虽然放不太大，但总是可以恢复自然，可以穿皮鞋了。
于是，一大批的年轻人就学西南联大人的样子，背着斗笠夹着书，朴素地冲来冲去。
当地风气马上为之一转，人们觉得这样很光荣，比如到处听演讲。我们的武成路原来有一排开店的，晚上关店时会上门板。
西南联大学人对市民有演讲，他们也很感谢昆明市民对他们的帮助，他们一演讲，老板们就赶快上门板关店，当时太阳还没落，伙计就在那儿上门板。老板要去听演讲，伙计也要去听演讲。
昆明的整个风气就扭转了。
陈三立（居中拄杖）、陈寅恪（左一）
联大师生自己洗尽铅华，社会上的人们也明白了——那时候谁穿丝绸就是耻辱，人们还把金的银的首饰赶快收起来。一时间昆明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。
我父母在那个年代正值青春，他们非常难忘。我父亲亲眼看到潘光旦在那儿打篮球。潘先生只有一条腿，夹着一个拐棍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：“虽然我只有一条腿，别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做”。
他就是要体现身残志坚这一点，这给很多身带残疾的青年人带来了一种自信——“不要自卑，一条腿怕什么，我照样去追篮球。”
我父亲也去看过闻一多写在门上的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”我母亲是市女中的，她老师是东北流亡青年。
我母亲说她老师的鞋底是用麻绳捆着的，都分离了。老师给他们讲到东三省沦陷时声泪俱下，听讲的女生全部哭起来了。在游行的时候，市女中就紧跟西南联大的队伍。
有一张照片，闻一多背后穿花旗袍的就是我妈妈。她们那些女学生都是深受西南联大的影响。
“西南联大”四个字，就是我小时候父母告诉我的，也是一种光明。我父母他们后来经历了很多曲折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心中的那团火和光都没有灭，好像缘分一样。
周志兴：
我觉得，西南联大西迁到昆明，既是精英的流动，也是文化的流动，带来当地的一些变化。
张曼菱：
也是这个民族的血脉和文脉的流动。
布衣中的“士”之精神
周志兴：下面该讲布衣了。
张曼菱：
我是做西南联大研究过程中写成的《中国布衣》这本书，父亲也在我写书的时候过世。
有朋友跟我说，《中国布衣》和《西南联大行思录》这两件东西其实是一个锅底，就像火锅的锅底。我的理解就是：同样的土壤，有的做成陶器了，有的做成瓷器了。
我的父亲是2000年末去世的。2000年8月时我曾经邀请了费孝通以及二十多位西南联大的老人到云南省，因为正好云南省召开第一届关于民族文化的大会，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举办。
费孝通是原副委员长，请到费孝通后当时的惯例是二十万元的酬报，我说这二十万我不要，给我二十个请柬，我请西南联大一些老人，他们很想来昆明——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没有受到重视，没有人请他们，他们都是比较贫穷的。而且我拍摄的纪录片，镜头需要他们重返故乡。
布衣
包括闻立雕、许渊冲、宗璞这些人，我都请来了。请来的第二天，开幕式的时候，许渊冲先生在会场上晕倒了。
领导把我找去，说：“哪儿找来的这些老人，晕倒了，出事了你负责啊？不知天高地厚。”其实对高龄老人的出场，现在很忌讳的。
当时有领导就对我说：“你不准回家，你就住在（老人们住的）宾馆日夜看守着他们。”
富滇银行时期的父亲
那些老人对云南是那么热爱，我也不忍跟他们说他们不能自由出席活动了。这时候我父亲正在病重，但是我父亲就说：“你去陪他们吧，他们都是为这个民族做过贡献的人。”我就记得父亲这个话。
原来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，人家看我这个性格，就说：“你肯定是达官贵人的子弟，胆子特别大，什么都敢干，你爸是谁？”我说我父亲是无名布衣。我回去告诉我父亲，我父亲说“你回答得好，就是这样”。
那一年，我到北京来为我西南联大研究立项的时候，季羡林先生事先电话邀请我参加他的米寿。我就请我父亲写一幅祝寿的字——我父亲的字比我的好。
本来我父亲的字有专门装裱的，有他的整套的包装，他一般都是帮我装好。但是，那次我出发的时候，一看一张字在那儿，也不装也不裱，我马上就要上飞机了，让我拿到北京去装裱怎么来得及呢？——我马上就要去祝寿的。
我父亲跟我说：“我想过了，季羡林的寿诞毕竟是高朋满座，有那些名人字画，我的不合适摆在那儿。”他的字落款就是“张进德为小女所书”。我一听就知道他故意不装裱，我也没办法，就把字叠起来。到北京后，在季先生大寿日之前，我到季先生家，就把父亲的字拿出来，跟季先生说：“我父亲给您的祝寿字已经写好了，但是父亲说他的字不适合放在名人堂里去当名人之作。”季先生听了以后，用手摸着那幅字说了一句“不容易”。
后来季先生就说，“我自己来裱”。然后他就裱起来了。这幅字季先生就一直保存着，一直留在自己身边。等到我父亲过世的时候，季先生给我写了“无名有品，无位有尊”八个字——没有名气，但是有品格，没有地位，但是有尊严。
我觉得，在社会上，有很多平凡人都是这样的，他们不愿意给人添麻烦，也不愿意随便去钻进那些名人的地方，他们比很多名人有尊严多了，所以是“无名有品，无位有尊”。
季羡林先生在去世前，还叫人把这幅对联送到我的手里，交给我——有一天有人送来一个缎面的匣子，我打开一看，字装裱得非常精美，我知道这是季先生回报我的父亲，要交到我的手里。
这是他们的一段神交。季先生就说，他自己也是布衣。我父亲写的字，内容季先生很喜欢，季先生以此把我父亲视为同道。
季羡林题赠悼念
我父亲一生最爱写的就是“温不增华，寒不改叶”，这本来是诸葛亮的一句话，意思就是天气热了也别多开花，天气冷了也别掉叶子。我父亲特别喜欢这句。
季先生也很喜欢这句“温不增华，寒不改叶”。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，让我认识到：即使机会来了，也别见机会就上，你以为你可以戴个高帽子，或者看到有很多名人的地方你就挤上去，但并不是；不该去的地方就别去，你有你的尊严。
我记得父亲曾经专门跟我谈过一次。他说，“以后你别到处跟人说我是右派”。我说，“右派很光荣”。父亲说，“好也罢，不好也罢，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，我并没有被正式划为右派”。当然他也是因为言论被报复被流放，但是没有戴右派的帽子。
当右派光荣地复归到社会舆论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右派特别有骨气、特别光荣的时候，父亲郑重地告诉我“你不要说我是右派”，不是因为右派好不好，而是要尊重事实。他的这些教诲，多么朴素，使我刻骨铭心。
我也想到我的浮躁，自己有时候是很爱出风头，在北大的时候有人就说我爱出风头，跳舞、唱歌什么的——当然那些都是玩，但是后来我就想起我父亲说的话。我是文学专业出身的，做西南联大研究，就要回归踏实、严谨的精神。
后来，我的工作有幸得到任继愈先生等人的表扬。我还是要感谢我父亲严厉的教诲，我随时想到：我是不是又窜到名人堂了？我该不该挂在那儿？不该挂最好别挂。“无名有品，无位有尊”，反过来就不好了——有名无品，有位无尊。
家庭
唐小兵：
关于你父亲的为人处世，我说一两句。
《中国布衣》的大部分我也都读过了，从我们学校图书馆借的这本书，前段时间读的。
读了以后很受触动，张老师表述的他父亲的形象或者说那一代人的形象，使我想起以前有一次跟上海交通大学一位老师的聊天。
我自己作为一个父亲，有时候很苦恼怎么教育孩子，那位老师说的一句话让我很触动——老师说“你们这一代人怎么做父亲，其实真的是蛮困惑的问题”。
那么，怎么样做一个父亲的角色？读了《中国布衣》这本书之后，我觉得，您的父亲张进德先生作为一个父亲的角色，那样一种教育孩子的方式，以及他自己面对时代、面对处境的方式，让我肃然起敬。
他的镇定，他在那个被要求劳动教养的地方待了二十年，周末、节假日才能回家来，以及他出门要擦皮鞋等等细节，他对待子女、对待身边人的状况，我觉得都让人特别触动，因为那个时代是一个剧变的时代，他仍旧坚守了一个普通人的人格尊严，这种内在尊严是任何外在政治暴力不能剥夺的。
张曼菱：
他不让我们去看他劳动。我弟弟去看了，气得大骂。父亲返回家里之后“衣冠楚楚”，又让我们感到安宁、平安。我父亲很体面，让我们没有阴影。
唐小兵：
他希望给子女维护一个比较敞亮的生命的空间，不让子女们看到他生活的恶劣状况。
张曼菱：
（使子女们）不要自卑。
唐小兵：
对，所以我觉得，作为一个父亲，他是很了不起的。
张曼菱：
自己扛起黑暗的闸门，让子女们到光明的地方去。
唐小兵：
你的父亲在生活中不卑不亢，这种人格很有魅力。
张曼菱：
我们这代人反而很容易灰心。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，我还被整了“反革命”的罪名。
当时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贪官污吏，没有什么好的。我对父亲说：反正我们得不到好处。我父亲就说：“你知道孙髯的长联为什么说‘莫辜负：四围香稻，万顷晴沙，九夏芙蓉，三春杨柳’？为什么他不说‘三春杨柳，九夏芙蓉’？应该是先春后夏，为什么他要说‘九夏芙蓉，三春杨柳’，他要把春放在末？这是表示新的开始，让你知道春天来了。”
后来我又参加高考了，复习的时候，父亲说“你这不是得到好处了吗？你还说你得不到好处”。我们知青返城后，他就不喜欢我们变得灰溜溜的、什么都怀疑。
之前因为政审被卡等原因，很多人觉得高考是假的、骗我们的，不会公平招生的，人家早就选定人了，我们考了也没用。
在我父亲激发下，我就想管它有用没用，马上再去考，结果就考了地方第一名，这是在1978年。前一年，即1977年，我第一次参加高考，成绩是不错，但因为档案政审什么的，他们把我剔除了。
我接着在1978年再考，谁敢再拦我，我就拿菜刀上他们家去拼，不管结果会怎样我就又进了考场。我说，“三春杨柳”也要自己争的。
当然，自己心里首先要有杨柳，要知道杨柳是自己的，自己是有春天的。
所以，我今天给大家讲，“九夏芙蓉，三春杨柳”这样颠倒来写，春天在后面，莫辜负。我父亲很反对灰败的东西。
01
问答
提问：
我们今天畅谈的民国时代的西南联大的精神，在当下怎么能够传承下去？
张曼菱：
这个问题相当庞大。我想还是要有一定的社会框架。首先，要有教育的框架，教育涉及的问题很大、很多。
西南联大中西合璧，它是独创的，并不是纯粹模仿西方大学。西南联大所有的学生入学第一年都要读中国史——不管什么学科的学生。所以，才出现钱穆写的《国史大纲》。
钱穆先生个子很小，在长沙讲课时，教室里的那些高台阶，使他看起来很小。
他说：“中国史非常伟大，没有几个人有资格讲，我也没有资格，但是我为什么要讲呢？因为我爱这个历史。”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跳起来了。当时学生非常印象深。
给我讲这个事的学长跟我说，当时有一个歌就是“中国不会亡，就是不会亡，就不会亡，不会亡，不会亡”。我去台北，他们还有人跟我唱起这歌。西南联大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学史、读史以明智。
现在我们说素质教育，什么是素质？读史以明智是不是素质？再比如，当时的清华重视通才教育和体育，学生体育不行就不能毕业，吴宓就是因为体育不行拖延了一年才毕业。他尝试了多种体育项目，后来就学游泳。
好歹在水里老师教他划拉，他总算能漂浮起来，也会划两下，这样就考核游泳项目，算他体育及格了。之后他才能够去留学，才能享受清华的公派留学待遇。
我到台湾去看了新竹清华大学，他们的足球什么的非常活跃。
清华强调体育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这所学校认为人的体质和意志是相关的，一个很弱的体质不可能有坚强的意志。
如果学生动不动就昏倒了——现在学生太阳底下做个操都有昏倒的——一挤就骨折了，这么脆弱，这么孱弱，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后代会怎么样？还行吗？而且他们还要养育自己的后代，他们的后代是不是更弱了？
我觉得西南联大提供的教育框架是值得现在社会学习的，它并不带有很多限制，而是面向育人、培养人的框架。
比如，当时的老师讲课，甚至在理科课堂上，那些同学们说，老师是开天窗，没有哪个老师是从头背到尾、把知识点什么的全部背完的。
有一位物理老师讲的东西，从来不在一本书上。他讲某个学说有某种著作，学生记一下，然后到图书馆查这本书。
他也不要求学生把这本书看完，因为学生一般还看不懂大师的全本著作，他就要学生看某一章之类的，跟他讲课有关的内容，比如热力学、电子学，在大师著作里学生已经可以看那一章了。
所以，图书馆里总是排满队。这位老师的方式叫做“开窗户”。
老师备这种课要费很多心血，而且他的目的就是给学生打开窗户，让学生明白：原来这种学说不是我们教科书本身编出来的，而是从各个大师的名著里——这里一个章节，那里一个章节——把它们集中起来的，作为我们这个年级的课讲给我们听，其实它是散布在系统的物理学里的。这样，学生一下子就游进了知识的大海。
当年有这么多优秀的教育框架、教育模式，我们现在是可以汲取的？再比如考试方面，西南联大是没有补考的，学生只要一科不及格就留级一年。它有的那种补考是指学生考试时候病了之类的，不能参加，之后再进行的补考，是指缺考了后的补考，不是指不及格后的补考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学生必须认真学习课程。
西南联大还有教授治校制，由教授、教师兼任管理人员，负责各个系、学校教务方面的工作。这样在人员上很节省。这不只是因为战争，在北平时他们也是这样做的。
而且，教师之间、教师对学校非常知根知底——那些教师人怎么样，学校事务中的哪些东西是多余、可以去掉的……由教师们做这些决定。这也是由内行的人来支撑这所学校。
同时，西南联大师生之间平等。没有那么多权威展现，学生不必唯唯诺诺的，见到老师可以畅所欲言。当时是那种坦率的纯粹的师生关系。
朱光亚说吴大猷当时家住在岗头村，吴的妻子常年卧病，非常体弱，要去医院看病。校长有部汽车，都是给教授们用，校长自己一般也不用。这部汽车就去拉吴大猷妻子看病。但是那种村子，路面有很多坑坑洼洼，汽车开不到家门口。
朱光亚身材高大，背着师母到村子外再坐车去看病，一路护送着。
朱光亚说，“我们去岗头村听老师讲课，学生先买点儿肉，到老师家听完课做做饭一起吃”。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同甘共苦。
对朱光亚，我也很感动。吴大猷当时要出去可以带两个人，一个是李政道，一个是他。他说，“其实我知道，在老师心中我还是不太达标，不太满足条件”。他觉得，比起李政道，自己的天赋各方面不太高，但吴大猷还是带上了他。
我当时就想，这就是因为朱光亚厚道，老师挑人的时候也得挑厚道的，虽然那个学生不是太聪明，还没有表现出天才来，但是厚道，背着师母来去。这样的师生之间是相濡以沫的关系。
朱光亚后来成为一个国防科学的高端领导人、组织者。
说到当时师生间的氛围，再举一例。冯友兰写《贞元六书》，是献给蒋介石的。当时的学生就画了一幅漫画，说登龙有术：在漫画中，把《贞元六书》排成台阶，把冯友兰画成在沿着这些台阶一阶一阶地上，而蒋介石坐在上面。这是说冯友兰献媚了。
我采访学校的赵宝煦先生，他就是西南联大时漫画社的负责人。赵先生就说，贴完了这幅漫画后过一会儿，自己还在壁报栏那儿，刚好就看见冯友兰出现了。也不知道是因为有谁告诉了冯友兰，还是因为天气好，冯友兰就进校园了。
一进校园两边都是壁报，他就慢慢地走过去。赵宝煦先生说，“我就赶快隐身在另外一块壁报背后看，就看冯友兰走到那幅画他的漫画面前看了半天，摸着他的小山羊胡子——冯友兰特征很明显，有胡子，很好画。他看了半天，然后就走了”。
冯友兰走了以后，因为赵宝煦是壁报社的，他当然很关心老师的反馈。冯友兰走出去，碰见别人，人家就问他，冯友兰说“画得很像”。
这个漫画事件并没有在学校引起什么惊天大波，没有老师震怒，没有学校严惩，没有投诉。
当时抗战，冯友兰作为一个教授不可能去登龙，他并不是想要去谋官什么的。
反正学生看不惯他的做法，漫画体现的是学生的正义感——学生表达一下“我们看不惯这种向领袖献媚的人”。他也就一笑，更显出当时他哲人的风度、气度，“不会因为学生那么一画我就是那样的了”。
不管怎么样，当时的师生气氛还是很和谐的。
朱光亚 图片源自网络
02
小结
周志兴：
首先，对于精英，小兵教授说精英跟成功者是有区别的，我觉得这样说，对，也不对，两者是有区别，但是也很有重合的。
至于说现在，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精英，也要看到是因为有些精英确实脱离了百姓、脱离了现实。这种状况是有其原因的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
我们说西南联大那些人是那个时代的精英——他们在那个时代确实有精英的表现。我们现在有的精英，是没有风骨的，虽然可能有学问。这是我说的一点。
第二，刚才曼菱和小兵两个人讲的东西让我很有感触，讲的很多故事很生动，其实从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很多道理来。
其中提到的很多人，我听着也很亲切，比如说到朱光亚，朱光亚原来跟我是邻居，他的女儿跟我是同班同学。西南联大的很多人，其实后来都在我们大院住过。我觉得听了很亲切，而亲切之后我感到更多的是对他们操守的尊重，比如说闻一多等人的那些故事。
另外，我还想到了一个话题，就是刚才提到的文化的流动。文化的流动有主动的流动，有被动的流动。我觉得，很多时候是被动的流动，西南联大就是被动的流动。
还有一个流动，我觉得值得说一下，就是1949年蒋介石溃败到了台湾，也造成一种文化的流动。如果没有这种溃败，可能台湾远没有今天这样的文化地位，没有清华大学，没有故宫，没有中央研究院。
张曼菱：
抗战胜利，1945年台湾光复后，魏建功等人到台湾去，开展普通话运动，台湾的语言、文字从日语回归到汉语。
我采访过何兆武，跟他很熟。西南联大当时有一批毕业的同学跟着去光复，说当时台湾新印的报纸一版中文、一版日文，因为当时的台湾人根本看不懂中文，已经日文化了，报纸通过一边中文、一边日文的对照，把他们引向中文之路。
这就是文化的光复。
周志兴：
在台湾有一个土著杨儒宾，写了一本书《1949礼赞》，就是讲他跟一些台湾人的看法不一样。一些台湾人认为国民党退到台湾是占领了台湾，毁坏了台湾。
《1949礼赞》认为，1949年大量大陆人进入台湾，中国文化在台湾开始根深叶茂，并内化于台湾。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有道理。
所以我认为，这种文化不管是主动流动，还是被动流动，都使得中华文明在这片土地上更成为一体的。
张曼菱：
打不散。我的《西南联大行思录》这本书里也谈到西南联大在台湾的贡献。
周志兴：
我还想说的是，我们今天歌颂的是我们自己的文化，但是我们不是妄自尊大的文化。
我认为，世界很多国家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，都有类似的文化传播。
张曼菱：
西南联大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典型，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，到西南联大的那些人才不少是从国外来的。
李政道就说，英国来了一个人，从香港等地绕道，一到达西南联大，吴大猷马上把这个人叫去，赶快让他讲英国最新的动态等。
可见，西南联大非常重视国际交流。所以，西南联大很难得的是，在坚守我们民族的本和根的同时，中西合璧了。
对西南联大那些人，你称他们是绅士，或称他们是君子，都可以，他们是君子、绅士一体。比如吴宓教授，在开着会时，如果进来一位女士，他就站起来，等人家坐下他再坐下，人家也不一定看见他站起来，然后再进来一位女士，他又站起来。这样表示他尊重女士。
他们身上那些洋和中的因素，在无形中化合着。
所以，他们本身根本就不存在否认哪一方、与哪一方对立的问题，而是一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姿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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